「解放」之後？
流散社群燈塔主義者不理的「之後」
三個流散見證者
上星期，英國LBC電台主持James O’Brien接了三個電話。三個打來的人，有伊朗和伊拉克流散背景。他們說的是伊朗和伊拉克，不是香港。但聽著聽著，發覺這三個人說的，是香港流散社群裡沒有人說過的東西。
不是因為他們的處境和我們一樣。是因為他們說出了三件事，而這三件事，香港流散社群一直沒說，甚至似乎想也未想過。
第一個：Adam
Adam 先介紹自己。他說他是伊朗遜尼派，極少數族裔，家人因為受到迫害而逃到英國申請庇護。他說得很清楚：「我從來不支持這個政權，從來沒有，永遠不會。」
然後他說：「但那些在街上慶祝炸彈落下的伊朗流散者，我真的不明白他們在想什麼。」
O’Brien 說，那或許是出於絕望，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情緒。
Adam 說：「我一樣絕望。我看到哈梅內伊死的消息時，我真的很高興，我一直等著那一天。但我不想見到嬰兒從瓦礫裡被拖出來。我不想見到九千萬人口變成難民。這兩件事，我可以同時放在心裡。炸彈不能帶來自由。它從來沒有。沒有人能說服我。」
這句話值得停下來想一想。
「恨這個政權」和「反對轟炸」，在Adam看來根本不矛盾。他不需要為其中一個犧牲另一個。他可以同時持有這兩個命題，不覺得有任何邏輯上的張力。
香港流散社群裡的燈塔主義者，往往做不到這一點。「我們恨北京」和「美國的對華強硬對香港有利」，在他們的論述裡幾乎是同一個命題，中間那個問題——強硬的實際後果是什麼——被略過了。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思考，而是因為那個問題一旦認真問下去，會動搖整個燈塔主義的情感結構。
燈塔主義的核心操作，是把「誰傷害我的敵人」這個問題，替換掉「之後會剩下什麼樣的政治和社會秩序」這個問題。一旦完成這個替換，戰爭就變得在情感上可以被讀作「幫助」，即使它實際帶來的是國家崩潰、基建摧毀、難民潮，以及一個被外敵入侵的敘事反過來鞏固政權的局面。
Adam 沒有被那種情感結構困住。他對伊朗神權政權的仇恨是真實的。正因為真實，他更不願意讓那仇恨被人利用來為轟炸平民護航。
第二個：Sarah
Sarah 說她是英國伊朗人，家人在德黑蘭。她說祖母和姨母帶著小孩離開德黑蘭去郊外，到了那裡，炸彈聲太密，空氣又因為黑雨變得無法呼吸，最後還是逼著回去。她說「despicable」。
然後她說了一件更重要的事。
她說，這一切的鋪墊，並非一朝一夕。過去兩三年，伊朗流散社群依賴的兩個海外電視台，Manoto 和 Iran International，一直在做一件事：把巴列維王朝的時代美化，每天播放那個年代如何繁華，完全略去那個年代的鎮壓與暴行。她父母那一代在沙皇統治下被捕、受迫害的歷史，在這些電視台的敘事裡根本不存在。然後，當伊朗國內爆發「女性、生命、自由」的抗議運動，這些媒體開始說：是時候了，我們需要外部干預。
Sarah說，她看著身邊的家人，一個一個開始重複電視台說的話。說沙皇的兒子看起來是個好人。說以色列和美國是來幫我們的。
O’Brien 問她，那些在街上慶祝的伊朗人，是絕望使然嗎？
Sarah說：「一部分是。另一部分是，他們被洗腦了。有人花了幾年時間，系統性地讓他們相信，光明就在前頭，只要等美國和以色列來。」
Sarah描述的，不是個別人的判斷失誤，而是一個製造過程。選擇性的記憶，諂媚的懷舊，把外部力量包裝成救援。流散社群就是這樣說服自己，炸彈落在「自己的」國家時不是炸彈，而是解放的工具。
香港流散社群有沒有這種機制？有沒有人認真問過：是哪些媒體、哪些KOL、哪些社群空間，在系統性地把美國每一個對華動作都詮釋為對香港有利，而對這一點提出質疑，就足以讓你被標籤為親北京？
Sarah說，當她提出質疑，人們就說她是親政權的。這控訴的香港版，很多人都聽過。
Sarah還說了一件事，特別值得留意。她說，部分伊朗流散者之所以相信美國和以色列會用不同的方式對待伊朗，是因為他們從小被教導，伊朗——雅利安人之地，波斯文明的繼承者——和阿拉伯鄰國根本不同，和西方更接近，更文明。所以他們相信自己會被區別對待，事情不會像伊拉克或敘利亞那樣。
然後她說：「但我在美國旅行，沒有人把我當成特別的伊朗人。他們只看到一個來自中東的棕色人種。」
把自己渴望的自我形象，誤認為帝國實際分類和使用人的方式——這個錯誤，香港流散社群有沒有自己的版本？「我們有用，我們的案例是特殊的，我們會被不同對待。」
第三個：Majid
Majid說他是伊拉克人，在英國住了四十五年。他見過伊拉克伊朗戰爭，見過第一次海灣戰爭，見過制裁，見過2003年的入侵。
然後他說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話。
他說，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前，他看了那些宣傳，被說服了。他說：「I was all for it. Yeah, we need a regime change. Let’s go for it.」
他支持過那場入侵。
然後它發生了。然後他回去探家人。他說，他1979年離開的時候，伊拉克還是一個現代社會，醫療教育都是中東數一數二的。他回去看到的，是一片廢墟。基建消失了。醫院裡連簡單的治療都做不到。族群之間打起來了，庫爾德人、阿拉伯人、什葉派、遜尼派，互相廝殺。
他在內戰裡失去了兩個兄弟。
O’Brien 說，所以你今天給伊朗流散者的訊息是什麼？
Majid 說：「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。」
Majid 的位置和 Adam、Sarah 根本不同。Adam 和 Sarah 從一開始就反對。Majid 曾經和那些在街上慶祝的人站在同一邊。他支持過入侵，他相信過那套「政權是邪惡的所以推翻它就是對的」的邏輯。正是因為他走過那條路，他才有資格說「be careful」。
他給了「之後」一個有肉身的答案。
「之後」是什麼，這個問題，流散社群幾乎從不認真問。論述在「政權倒台」那一刻戛然而止。倒台之後，誰來填那個真空？什麼秩序、什麼制度、什麼人？伊拉克的答案是內戰。利比亞的答案是軍閥。這些「之後」都有記錄、有人用性命量度過。
燈塔主義的思考方式是垂直的：想像一個由外部強人向下施壓於獨裁者的力量結構。它不橫向思考——不問是什麼東西把一個國家橫向地撐在一起，讓它在政權倒台後還能運作。那些橫向的東西，學校，供水，藥物生產，族群之間積累多年的默契，家庭在危機中的互助網絡，是看不見的，直到它們消失。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，只剩下武裝派系和外國利益。
Majid 不是在說理論。他是在說他兩個兄弟的死。
三個電話合起來，重新把「社會」帶回了討論裡。
流散社群的政治論述，往往只看到政權，只看到那個必須被推倒的象徵性敵人。看不見的，是社會本身。不是政權，不是國家機器，而是那些讓人可以生活、相互信任、在廢墟中重建的東西。Sarah 說伊朗因為制裁，連藥物都要自己生產，摧毀製藥廠等於謀殺病人。這不是抽象的人道主義修辭，這是「社會」運作。
流散者消費戰爭，作為符號，作為宣洩，作為一個盼望了很久的奇觀。付賬的，是留在國內的人，用學校、醫院、空氣、性命來付。這個不對稱，是燈塔主義政治從來不肯面對的道德漏洞。
三個電話，三個證人。他們說的不是香港，但說的是同一件事。
反政權、反戰爭、反帝國，同時支持自由——這個立場在政治上更難，在情感上更不過癮，但它要認真得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