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細良的悲劇
一個後燈塔主義的個案研究
世代與制度的成形
劉細良的成長背景深受戰後殖民地香港的政治氛圍影響——一個由英國技術官僚主導、冷戰反共意識形態滲透、以及1967年騷亂所留下創傷的城市。他並非出身於體制的反對派，而是在治理架構之中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。他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，並取得社會學碩士學位，隨後加入曾蔭權政府，擔任中央政策組（CPU）全職顧問，身處回歸後政權運作的中樞。
在政策組任內，他的工作不僅是政策研究，更關鍵的是掌控意識形態的一致性與公共觀感的穩定。他所秉持的是一種管理導向的世界觀：高度重視社會秩序、信任菁英決策、崇尚技術官僚式的現實主義。他本能地懷疑群眾動員、警惕意識形態上的激進訴求，對一切形式的民粹或激進政治都抱持戒心。這種結構性的價值養成，正如林垚（Yao Lin）在《Beaconism and the Trumpian Metamorphosis of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》中指出，屬於一種技術型自由派的「燈塔主義」特徵：他們視西方文明為秩序與理性的燈塔，卻未能處理自由內部對平等與民主的要求。
他的價值觀深信社會應有階層秩序，由少數有能力、有學識的人負責治理。而這套思維被他以「務實」、「現實」的語言加以包裝。對他而言，社會的混亂不是源自制度的不義，而是因為角色錯置與價值錯亂。這樣的知識養成模式，使他後來在流亡狀態中進行的政治評論，不斷帶有一種深切的失落與懷舊情緒——那是對他過往制度角色消失的哀悼，而非對未來公義秩序的想像。
回歸後的幻滅
和不少同代的自由派技術官僚一樣，劉曾對「一國兩制」抱有希望。他相信制度協商、漸進融合與菁英妥協可以為香港帶來穩定與空間。然而，北京對港政策逐步收緊——由胡錦濤時期的潛移默化，到習近平時代的明刀明槍——令他對制度的信念全面崩潰。
儘管他對威權主義的批判十分尖銳，但這些批判並未轉化為對平等主義或多元政治的認同。他的焦點依然集中在體制的崩壞、治理質素的下滑，而不是對基層民眾或公民社會的實質團結。他的語言仍是管理式的；他的不滿仍是來自「專業被遺忘」，而非「正義未實現」。這種現象在滕彪的分析（《An Anatomy of Trump's Appeal to Chinese Liberals》）中被歸類為「權利自由派」的保守化傾向——即使身處自由社會，他們仍本能性地排拒社會平等、群眾動員與進步價值，認為社會進步意味秩序崩壞。
他譴責極權，但從不擁抱群眾。他呼籲改革，但拒絕改變權力的分配邏輯。
流散震盪與文明顛倒
劉移居加拿大後，面對的不是他曾理想化的西方民主社會，而是一個充滿陌生價值的新世界：多元性別觀、去殖敘事、毒品減害政策……這些對他而言，既無法理解，也無從認同。
他在當地既失去了過去在香港的象徵資本，也無法在當地主流公共領域中重新獲得道德認可。他既不再是治理核心的一分子，也不是西方自由主義體系中被接納的說話者。他的評論者身份，慢慢由參與者變為自我悲情的見證人。
這種失去主導地位的經驗，逐漸轉化為對整體世界秩序的怨懟。他沒有質疑自己過去對西方的理想化理解，反而更加緊抱既有的文明想像，只不過將其轉向相反方向。他從前讚美的自由社會，如今變成墮落的標誌。他曾敬重的民主制度，如今變成因「左膠」主義而敗壞的象徵——進步價值、多元文化、性別平權，皆被他視為西方衰敗的根源。
正如《Mobilising Behind Trump for Democracy》中指出，部份華語自由派流亡者轉向支持特朗普，並非基於保守主義的自覺選擇，而是將自由與秩序、文明與階序錯誤等同。他們誤解左翼，對自由社會內部的社會正義運動毫無耐性，反而視強人為救星。
他並沒有放棄燈塔主義；他只是將燈塔的方向倒轉了。
燈塔主義的崩塌與蔑視
新自由主義傾向
劉細良一貫推崇精英治理、制度效能與功績導向。他不信任再分配政策，對群眾政治缺乏信任，對社會失敗的解釋往往歸咎於執政無能，而非制度不義。他眼中的解決之道，從來不是挑戰權力結構或階級體系，而是要求更有效率的管理與更清晰的判斷。
這是一種以幻滅為包裝的保守主義，正如滕彪在《An Anatomy of Trump's Appeal to Chinese Liberals》中所言：這類流亡自由派普遍拒絕平等、對社會正義反感，將一切視為干擾秩序的「左膠」。
政治燈塔主義
即使身在西方社會，劉仍未放棄對自由世界的理想化想像。他仍視西方為自由與法治的燈塔，是文明價值的源頭。然而，當面對西方社會中存在的種族歧視、制度性壓迫與民主倒退時，他拒絕將這些視為體制本身的問題，反而將矛頭指向進步政治，認為是左膠破壞了西方原有的秩序與理性。
這反映出林垚所指的「文明燈塔主義」之轉化危機——當理想的西方失去引導地位，自由派不是修正框架，而是將幻滅歸咎於社會內部進步力量。
文明燈塔主義：根深蒂固的階序世界觀
劉並非基於血統或種族的種族主義者，但他所秉持的，是一套儒家式的階序文明觀。在這套觀念中，每個人都有其應守之位，社會穩定建基於角色分明與秩序運作。任何混亂，對他而言，不是權力不公或壓迫所致，而是人倫錯位、價值錯亂。
這種階序觀一旦投射到流散語境，很容易與種族階層結構重疊。如滕彪指出：不少華語自由派仍將黑人、原住民、跨性別等群體視為「次一等」，視其社會主張為不符文明理性的挑戰。劉對多元文化、性別平權與原住民族權的敵意，正反映出這種內化的文明階序想像。
對西方抗衡北京的無力感
劉亦對西方在應對中國崛起方面表現出的軟弱感到深切失望。他認為，自由世界未能有力回應來自北京的挑戰，正因為被過度道德化的政治文化與進步派的內耗拖累。他不責怪全球資本或政商勾結，而是指責左膠太天真、太軟弱。
如 Yao-Tai Li 和 Katherine Whitworth 在 《Mobilising Behind Trump for Democracy》 所分析，這類自由派在失望中轉向強人主義，是因為他們將強人視為唯一有能力對抗專制者的領袖。他們寧可選擇果斷、排他、簡單明確的語言與策略，也不願相信緩慢而多元的民主政治仍可勝出。
顎蘭的警告：流亡者的陷阱
劉將自己流亡的身份道德化。他以被驅逐者、見證者的身份發聲，並從這份創傷中尋求免於被質疑的地位。然而正如政治思想家顎蘭（Hannah Arendt）所警告，那些不願再進入公共生活的流亡者，往往陷入一種只求純潔與確認、拒絕參與與妥協的姿態。
他的創傷成為拒絕對話的盾牌，他的苦難成為主張道德正當性的資產。他渴求道德優越，卻拒絕多元與妥協的現實。他從公共知識分子轉變為象徵性角色，一個失去了現實影響力的舊燈塔。
這種現象亦如林垚對「反民主自由派」的概念所指，他們以「文明的受害者」自居，卻拒絕進入一個不再以他們為中心的公共空間。他們對社會失序的指控，其實反映的是失去話語權的焦慮。
知識上的不誠實
劉對社會不義的批判充滿選擇性。他譴責專制，但對西方的不平等視若無睹；他高舉自由，但拒絕自由主義應有的平等承諾；他使用自由的語言，但拒絕承擔自由的代價。
這不是無知，而是一種自覺的逃避。如滕彪所指出，這類自由派最終選擇的是保留自己的潔癖形象，而非介入真實的政治鬥爭。更深一層的誠信問題在於，他寧願壓抑真相，也不願讓自己講出的話與北京的說辭有所重疊。
但即使是中共統戰的論述，也不代表永遠錯。真理不因話語來源而失效。
這種為了自保而犧牲判斷的做法，最終削弱了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道德資格。
劉細良的悲劇
劉的悲劇不在於他無知，而在於他拒絕想像。他明明接近過真理，也曾經具備清晰的判斷力，但當世界發生變化，他選擇懷舊而非前行。他固守一套垂死的秩序，對新世界的可能性只有輕蔑與恐懼。
他曾有機會將自己轉化為橋樑——連接過去與未來、制度與街頭——但他拒絕了這條路。他選擇了保守、怨懟與潔癖。他的聲音不再挑戰權力，而是成為權力的伴奏。
結語
他曾接近澄明，他也有能力看清。但他自己選擇視而不見這條路。
這或許是悲劇，但不值得寬恕。
「留一口氣，點一口燈。有燈就有人。」但點燈人，可能心懷不軌。燈，亦可能照著歧途。